中国文人画新解（八）
来源：中国文人画博览园 作者：文人画苑 浏览量：233 日期：09-09
中国文人画新解（八）
蔡斯
第一阶段：
文人画，萌芽于汉唐（1--4）
程连欧作陶渊明诗意《悠然见南山图》
六朝绘画，主要是人物、鞍马、动物画类繁兴。它是对前期以人物、鞍马、动物为主要创作对象的承继与发展，也是我国绘画艺术的初步成熟阶段。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杨子华的《北齐校书图》，宗炳的《嵇中散白画》、《孔子弟子像》、《永嘉邑屋图》、《周礼图》、《惠特师像》等，他的动物画《狮子击象图》。山水画从顾恺之的《洛神赋》、《女史箴图》绘有林木山石起，便开始了六朝山水画的萌芽。此后，山水画逐渐勃兴。据文献记载，六朝山水画名作甚多，如顾恺之还画过《雪霁望五老峰图》、《庐山图》、《山水》六幅，夏侯瞻画过《吴山图》，戴逵画过《剡山图卷》，徐麟画过《山水图》，宗炳画过《秋山图》，谢约画过《大山图》，陶宏景画过《山居图》，张僧繇画过《雪山红树图》等。对这些山水画艺术特点评价，多依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评论六朝山水画的句子来概括此期山水作品，即所谓“群峰之势若细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他。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对于张彦远的评论，目前学术界意见分歧很大。南北朝时期，绘画更加繁兴，出现了不少著名的画家和绘画理论家。尤其是南朝由于社会相对稳定，政治、经济、文化的逐渐南移，出现了象宗炳、陆探微、张僧繇、王薇、谢赫、姚最等著名画家和画论评论家。相对南朝画家而言，北朝画家见诸史籍者较少，比较著名的有北魏的蒋少游和北齐的杨子华、曹仲达等。中国文人画从萌芽到消亡的全过程，始终是以老庄思想作为主流，伴以佛教、儒学主导、统御其发展的全过程。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佛学的兴起，道教的成熟，及与儒教的相互辩争中，反映得尤为突出。它不仅作为画家、音乐家、诗词、歌赋家等文化艺术家的“兼济天下”儒家思想破灭后的精神家园，寓以栖身；同时，也受到统治阶级崇尚追捧，并与孔孟之儒学供奉一炉，共同作用于社会，并作为失意文人阶层的精神安慰剂和失意文人心灵创伤的熨斗，来掌控着社会灵魂的运行轨迹。中国文人画又是中国文化的精萃，它善借画外艺术，从中国的书法、辞赋、诗词、音乐、建筑等文化艺术中，採硕精要，融汇贯通，比符兴喻，形外神内，形成一种极具观赏价值，极具抒情性质，极具慰藉功效，极具疗伤效能的形简意繁的失意文人的可观、可游、可居的心灵家园。中国文人画早期又是以中国山水画为主要表现题材的。是失意文人借以抒情的极佳媒介。这种媒介，也正是在六朝这种特定的佛学的兴起、道学的成熟、儒学的式微，出世之风盛行的时局流风下而萌芽、而兴起的。被称为“千古隐逸之宗”、“田园诗派第一人”的陶渊明，虽不是画家，可他与中国文人画的发展有着不解之缘，有着与文人画作者们共同人生轨迹，乃至成为后世文人画家们纷纷以其诗意创作文人画，使之成为文人画作题材的翘首人物。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入刘宋后改名潜。私谥，靖节先生。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散文家、辞赋家。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陶渊明先后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后弃官归隐。后有数次邀其出仕，而不就。躲进桃花源，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终成“千古隐逸第一人”、“中国田园诗第一人”。
图一、蒋兆和陶翁诗意《悠然见南山》
陶渊明的人生经历，几乎有着失意文人共同的相似遭遇。他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丧父，与母妹三人苦苦度日。寄居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记载：“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他的个性、修养，都具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两种思想熏陶出的不同志趣。蔡斯认为，陶渊明的这种志趣，是社会大环境下，即儒、道、佛三教合流趋势下，失意文人“猛志逸四海”“兼济天下”的宏图大志不能展现之后，而借以老庄之道遣散胸中郁结的一种必然之路，是张衡式遗儒入道的无耐选择，而并非本性使然。这也成了封建帝制社会中所有失意文人的一条必经之路，必选之路，无耐之路。陶渊明也没能摆脱失意文人带有共性特征的必经之路。他为官十三年，这十三年中，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不断尝试，不断失望，始至彻底绝望的十三年。最后以《归去来兮》辞赋表明与上层统治者的彻底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坚强决心。在经历了十三年的官场生活后，开始悟道了：由于出身的卑微，被人歧视的白眼，官府的黑暗，野心家的阴谋，篡权者的心狠手辣……这些都不是他这样的纵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之志，“大济苍生”愿望的所谓儒生应俱的为人之道、处世之道。然而，十三年的经历悟出：这些所谓的“尚誉”“贤能”“礼乐”“忠孝”，只不过是儒家“仁爱”披着的一张画皮，只不过是统治者一种愚人的工具，隐藏其背后的是赤裸裸的相互倾扎和残暴斗争，胜者的穷凶极欲和无数无故者的血流成河。于是乎，一颗赤热的心，凉了，满腔的报国之志，灭了；于是乎，也只有遣儒入道了，他也只能遣儒入道这条道路了。昔日的“元亮”，也只有易名“潜”了。南北朝时期，由于老庄、佛学的盛行，文人们出世之风盛行，寄情山水，更是失意文人画家追求和崇尚的一种自由浪漫的时尚生活方式，失意的诗人亦然。陶潜作为失意文人，既是此时期的大隐人物，又是田园诗的代表人物。他由此开启了后世文人亦官亦隐、不仕大隐之先河；开启了后世文人以抒情为主的田园诗先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这句千古绝唱至今朗朗上口。此诗一方面表达出作者的冰心傲骨、凌雪傲霜的高尚人格，一方面又表达出他向往着“南山”，寄情山水，畅神山水的隐士之情。这又和与他小十岁的画家宗炳“澄怀味象”不谋而合。这也是文人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最早的稚嫩之芽吧。南朝宋时出了个宗炳（375--443）。南涅阳（今河南镇平）人，擅书法、工绘画、精音律、信佛教，著有《明佛论》、《画山水序》。
图二、《宗炳先生卧游图》
宗炳出生于士族世家，“祖承，宜都太守。父繇元，湘乡令。母同郡师氏，聪辩有学义，教授诸子”（《宗炳传记》），“幼有至性，精于玄理，妙善琴书、图画。工各体真、草书，放逸屈摄，颇效康许，其直置孤梗，是灵运之流。”（《中国古代名人录》）。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尚佳，家教有方，宗炳自幼聪慧，青年时期就能写会画，颇有些名气。《宋书宗炳传》记载“ 刺史殷钟堪、桓玄并辟主簿，举秀才，不就”。“高祖开府辟召，下书曰：‘我忝大宠，思延贤彦。南阳宗炳、雁门周续之，可下辟召，以礼屈之’。于是并辟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禅，征为太子舍人；元嘉初，又征通直郎；东宫建，征太子中舍人，庶子，并不应。……衡阳王义季在荆州，亲至炳室，与之欢宴，命为谘议参军，不起”。从《宋书宗炳传》中，可见宗炳是一生不仕之隐者。如若此传属实，他的终生不仕与世称“千古隐逸第一人”的陶渊明相比，宗炳应属真正的大隐者，逸隐者，或称潇洒的游隐者。陶渊明是在为官十三年后，看透了世俗的红尘心灰意冷后而居桃源“梦”南山的。宗炳则不然。从青年时期直至临逝世之前，无数次的有人请他入仕，他却终身不就。宗炳终生不仕的特殊经历，及成年后的参禅悟道及其到晚年的《明佛论》、《山水画序》的出笼，乃至成为中国画坛上重要人物，引起笔者困惑：是什么原因使宗炳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帝制社会终生不仕？是什么原因驱使他在27岁时私奔庐山急不可耐地拜在慧远入道研佛，仅55天便被兄长追回？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他的《明佛论》？还有什么原因促成了他“澄怀观道，卧以游之”、“畅神”山水，终成《山水画序》，使之成为我国绘画史上乃至世界绘画史上最早的山水画论著？他是神仙吗？为何违背失意文人成长经历的一般规律？在封建帝制社会中，一般是孔孟儒学占据统治地位，尽管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盛行，老庄道学、玄学的繁兴，儒学受到一定的限制，出现了佛、儒、道三教合一的趋势。宗炳出生、生活在东晋末南朝宋时期，尽管文士们受世风的影响，出世之风盛行，但一般都有着像陶渊明那样的生活经历和时代文化特征的浸染：即儒学与道学的双重影响，从小在“学而优则仕”的氛围中求知，继而遂树“猛志逸四海”“兼济天下，颐养生民”的宏图大志；继之入仕为官，济世救民；再之仕途坎坷，抱负腰折，看破红尘，失意践道；最后，在践道、悟道实践中，在仕途以外的科技、文化、艺术领域里取得巨大成就。
图三、宗炳《溪山积翠图》传
宗炳并非神仙，据史料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人生轨迹与其他失意文人的人生轨迹有着相同的曲线，且如出一辙。他不但青年时就做过主簿之官，中年后乃至一生中有着相当长的出仕经历。仍然有着仕途失意后的弃儒入道或亦官亦隐的人生经历。《文艺研究》2009年10期刊登了署名韦宾的《宗炳出仕考》一文，在内容提要中写道：“刘宋时期的思想家、画家宗炳在美术史上有着重要影响,但《宋书宗炳传》有关其人的记载比较含糊,后世也有不少误读。结合《晋书》、《南史》、《弘明集》等相关文献记载,可以相对确定其一生主要活动时期及相关活动内容。宗炳至少在青年时期担任过殷仲堪、桓玄所辟的主簿之职,中年时期曾长期担任刘宋太子舍人之职,其一生有相当长的出仕经历。晚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误读《宋书宗炳传》,并有意窜改相关史实,将宗炳塑造成一位前后辟召竟不就的从未涉足官场的隐士,致使后世学者形成宗炳一生从未出仕的印象,这其实是个误解”。这是其一。其二，出身、家教的影响，也不可能使他不受儒教的影响而直奉佛、道。《宋文宗炳传》开头便谓：“ 宗炳字少文，南阳涅阳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乡令。母同郡师氏，聪辩有学义，教授诸子”。宗家虽非皇亲贵胄，但也是地、县级领导干部的士族之家出身，难免不受士宦世家儒道及封建社会严格的“学而优则仕”的家教。何况“母同郡师氏，聪辩有学义，教授诸子”。即宗炳从小就受到崇尚儒学家庭影响和严格的儒道家教。那时的士族家庭，谁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学业有成，升官发财呢？总不会每天盼他们上山当和尚、道士吧！从宗炳逃禅入道55天便被其兄追回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对他的弃儒入佛之举是持极为强烈的反对态度的。其三，他也象陶潜那样，是官场失意后，或亦官亦隐或弃儒入道的。《宋文宗炳传》记载：“元嘉二十年，炳卒，时年六十九岁。衡阳王义季与司徒江夏王义恭书曰：‘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始终可嘉，为之恻怆，不能已己’。史臣曰：‘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盖不得已而然故也’”。意思是说宗炳去世时，衡阳王刘义季给司徒江夏王刘义恭写信说：“宗居士不去改变他所不满的东西，他行迹超凡脱俗，一生品行值得褒扬，我对他的去世深感悲痛，简直无法控制自己的哀思”。史臣说：“那些独来独往的人，性格都有点偏执、耿直，所以不能剥夺他们的思想，使他们屈服于自己的意志。要借招贤纳士来树立自己的威信，一定要使他们信服。如果让他们遇上值得依赖的君主，遇到太平盛世，他们怎么会放荡于湖海之上，游于山林之间呢？他们大概也因为不得已才这样的”。从信中所写和史臣之说我们可以理出以下几层意思：一是衡阳王刘义季信中说：“宗居士不去改变他所不满的东西”。刘义季是衡阳王，他说这话是站在统治者阶层的地位上发言的，在他看来，宗炳“不满的东西”是宗炳个人认为不满之事，并不代表他，以及他所代表的统治阶级，只是宗居士自己不去改变这些“不满之事”而已。这句话站在宗炳的角度来看，自己有“所不满的东西”，对这些“所不满的东西”不去改变，那么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宗炳“所不满的东西”是什么？不满的程度如何？是对谁的不满？他能改变吗？他有能力改变吗？刘义季所说宗炳“所不满的东西”，并非指一件事，而是指对统治者的无能，战争频繁，人民离乱，社会乱世的不满；是对皇权纷争，诸侯相残，自己的满腹经纶宏图大志无法施展的不满。那么不满的程度几何呢？这种不满程度，足以达到离乡背景、别妻弃家，迫不及待，弃仕而逃的地步？！足以达到于娇妻而不顾，于福家于脑后，期望早一刻离开这纷争的乱世，而到达心中的净土的地步？！早一刻超度到立地成佛，万事尽空、超尘脱俗的自由世界的地步？！此时的宗炳，心中想的只有被佛的泽被，只有被慧远的拯救，故而迫不及待的匆忙离家奔向他胸中的天堂----庐山。宗炳对他自己的不满之事，也正是认识到了自己的思想意志与统治阶级的思想意志相左，自己的行为实践都无济于大局的改变，深感对改变时局的无能为力而弃儒投佛。我们似想：宗炳此时心境如何？他的“所不满的东西”盘郁胸中久积不散，他能愉悦吗？自己的满腹经纶、兼济天下的宏图大志不能展现能不郁闷？不愤懑？不失意吗？！二是从史臣的话中得出了对失意文人的救赎方案：对这些人，统治者“不能剥夺他们的思想，使他们屈服于自己的意志”，“如果让他们遇上值得信赖的君主，遇到太平盛世，他们怎么会放荡于湖海之上，游于山林之间呢”？宗炳的弃儒入佛，与陶潜弃儒入道有着较大区别。陶潜是在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的仕途生涯后，才认清他实现儒家“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与社会现在的差距，才决心永远退隐归田的。宗炳是在亦官亦隐的历程中，对儒道的扬弃，对佛道的追崇和探寻。他从27岁第一次入庐山听取慧远法师讲解学习佛、儒、道；第二次入庐山时，慧远法师还专门为他和雷次宗单独讲解了儒家的《丧服经》，此后直到慧远去世之前，宗炳都保持着与恩师的联系。宗炳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他继承了慧远的《万物铭影》佛学思想，而在435年已近花甲之年写出了《佛明论》；是他在《画山水序》中发挥了慧远关于万物为佛的形影的思想，提出了“山水以形媚道”，“宰本亡端，栖形感类，理人影迹”，为中国山水画之肇始。他的出儒道，入佛门，到深研此道，与朱耷经历的“入道、践道、悟道、再到出道”极其相似。宗炳一生三十年漫游山川，身残之年将所见绘于居室壁上，自称“澄怀观道，卧以游之”。他主张“畅神”说，强调山水画创作是画家借助自然形象，以抒写意境的一个过程，这比之中国画“以形写神”的理论，又前进了一大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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