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斯.   申遗家

摄影：龙王道践

总期：634期

编辑：古蔡仁

第24次开庭资料现已备妥，按昨天预告的思路，

专审“墓志铭的生意经”。

《文人画苑》第二十四次开庭

——墓志铭的“生意经”：

董其昌为谁写墓志铭？为谁不写？

开庭时间：2026年8月25日

审理法官：全体读者

书记员：第二十三次开庭，

本庭已认定董其昌借田一儁之死“捞取死灵魂”，以扶棺护丧为自己脸上贴金。

今日第二十四次开庭，从一个更冷峻的角度继续审理——墓志铭。

董其昌一生为多人撰写墓志铭，但梳理这些墓志铭的写作对象，

将揭示一套精确的“用时则生，不用则死”运作逻辑。

法官：请公诉人陈述。

公诉人：尊敬的法官，各位陪审员。

上一庭我们审了“扶棺送亡灵”，看清了董其昌如何借田一儁之死为自己立碑。

今天要审的，是同一套逻辑的另一个切面——墓志铭。

在中国古代，墓志铭从来不只是哀悼文字。

它是死者的“盖棺定论”，也是生者的“社会资本”。

给什么人写墓志铭、不给什么人写，背后是一套冷酷的选择逻辑。

现在，我们就用数据来拆穿董其昌的这套逻辑。

（法警将证据一投影至法庭屏幕）

证据一：董其昌一生撰写墓志铭、祭文的数量与对象分类

董其昌存世墓志铭、祭文，据不完全统计共计数十篇。

其对象几乎全部为官员、富商、名士，无一为布衣寒士。

其中，正三品以上官员占绝大多数，

涉及尚书、侍郎、布政使、按察使等要职。（注1）

公诉人：数十篇墓志铭。对象是谁？对其可以利用的官员。

特别是正三品以上的高官。还有富商、名士。没有一篇，是写给布衣寒士的。

这说明什么？说明董其昌的墓志铭，从来不是“应人之请”的被动行为，

而是主动的选择。

他选择为哪些死者撰写墓志铭，就选择了站在哪些死者的社会关系网里。

每一篇墓志铭，都是一笔社会资本的交易——

死者的家族得到了一篇出自董其昌之手的“定论”，

董其昌得到了死者家族的感激、酬谢，以及在官场和士林中的声望名誉累积。

（法警将证据二投影至法庭屏幕）

证据二：莫是龙、莫如忠、王世贞、陆树声——董其昌未写墓志铭的对象

莫是龙（1587年卒）、莫如忠（1589年卒）、

王世贞（1590年卒）、陆树声（1605年卒），

与董其昌渊源极深，但均未见董其昌为其撰写墓志铭或祭文。（注2）

公诉人：现在请看第二组数据。

莫是龙，代父授艺、陪读、领路的师父，

养育他三十一年恩重如山的人，1587年卒。董其昌没有为他写墓志铭。

莫如忠是谁？是董其昌三岁被托孤之人，

是授他三十一年学业的师爷，1589年卒。董其昌没有为他写墓志铭。

王世贞，明朝晚期著名的政治人物，文学家、史学家、南京刑部尚书，

莫家四十二年交情的文坛盟主，

莫是龙最重要的伯乐，（莫亲自数次带领董其昌与王一起交游）1590年卒。

就因为太了解董其昌人品，看透不说透。

董对其“不旁人门户，神仙自能拔宅”。没有为他写墓志铭。

陆树声，当朝礼部尚书。

1577年董其昌二十三岁，‘’从学陆树声‘’；并将自己第一次学画自我设计在陆家中。

陆将莫是龙评定为“云间三英”。

而自己的坐师没有将门人评进去。董对此终生怀恨在心。

1605年卒。董其昌没有为他写墓志铭。

而田一儁，他的座师，官居三品，1591年卒。

董其昌“告假护丧南归”，千里扶棺。

为数十位高官富商写墓志铭，

唯独跳过这四个人，其中两人与他、与莫家渊源最深的人。

这不是疏忽，这是精准的选择。

辩护人：莫是龙、王世贞等人去世时，董其昌或尚未显达，

或不在其地，未撰写墓志铭可能有客观原因。

公诉人：客观原因？那好，我们看时间线。

莫是龙卒时，董其昌三十三岁，已经中举，已有文名。

莫如忠卒时，董其昌三十五岁，刚刚中进士，正在翰林院。

王世贞卒时，董其昌三十六岁，正是他“告假护丧南归”的前一年。

陆树声卒时，董其昌五十一岁，官至湖广提学副使，文名满天下。

一个文名满天下的人，一个以撰写墓志铭闻名的人，

会“客观原因”写不了这四个人的墓志铭？

不。真相只有一个：他不想写。

因为给这四个人写墓志铭，他不仅得不到任何好处，

还要被迫承认自己与莫家的关系，

还要在文字里面对那个他拼命想抹掉的过去全部历史。

（法警将证据三投影至法庭屏幕）

证据三：田一儁墓志铭与许国祭文的对比

田一儁卒于1591年，董其昌“告假护丧南归”。

许国卒于1596年，董其昌撰祭文，“追记扶棺”。

二人均为董其昌座师，官居高位。（注3）

公诉人：为什么董其昌愿意为田一儁护丧，为许国写祭文？

因为他们是座师，是当朝高官，他们的死亡，是董其昌可以用来“贴金”的资本。

而莫是龙、莫如忠、王世贞、陆树声——一个布衣，其余已经退场，

他们的死亡，对董其昌来说，不仅没有利用价值，

反而可能成为他“忘恩负义”的公开证据。

所以，他选择了沉默，选择了跳过，选择了让这四个人的死亡，

成为他人生叙事里永远缺席的四块墓碑。

这就是董其昌墓志铭的“生意经”：

写谁，不写谁，标准只有一个——能不能给自己带来利益。

用得上的，扶棺护丧、千言万语；用不上的，一字不提、一笔勾销。

“用时则生，不用则死”——这八个字，

不仅适用于他对活人的态度，更适用于他对死人的态度。

法官：本庭认定，董其昌一生撰写墓志铭数十篇，

其对象几乎全部为对自己有利益的官员、富商、名士，无一为布衣寒士。

而与他渊源最深、恩情最重的四人——

莫是龙、莫如忠、王世贞、陆树声——去世后，

董其昌未留任何墓志铭或祭文。这一尖锐对比，

与他对田一儁“扶棺护丧”、对许国“追记扶棺”的积极姿态形成鲜明反差。

本庭据此认定，董其昌的墓志铭写作，

本质上是一套精确的“生意经”：死者能否为他带来名利，

决定了他是挥毫万字，还是一字不提。“

用时则生，不用则死”的处世哲学，在他对死人的态度上暴露得淋漓尽致。

第二十五次开庭，将审理董其昌1591年扶灵南归途中的具体行踪——

他这一路都做了些什么？得到了什么？

现在休庭。

注1：董其昌墓志铭、祭文数量及对象统计，

据《容台集》《容台文集》所收哀祭类文章初步整理。

所涉对象以官宦、富商、名士为主，官职多在正三品以上。

具体篇目以《容台集》各卷为据。

注2：莫是龙、莫如忠、王世贞、陆树声四人卒年及董其昌相关文字存佚情况，

参见任道斌《董其昌系年》1988年版及相关文献。

四人卒年分别为：莫是龙1587年，莫如忠1589年，王世贞1590年，陆树声1605年。

注3：田一儁卒于1591年，董其昌“告假护丧南归”；

许国卒于1596年，董其昌撰祭文，祭文见《容台集》卷十，

原文作“师之殁也，余方在告，不能奔哭于其位，

扶其棺而送之于野，心丧而已。”

下期预告：第二十五次开庭——扶灵南行，董其昌这一路都干了些什么？

在京城逗留11天才出发，

沿途游山玩水、四处宣传，直到次年春天才“还朝”。

他到底是在护丧，还是在巡回表演？

编辑：收藏狗